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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避难“娱园”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6年12月29日 17:56:00

孙端皇甫庄,是鲁迅的外婆家,世人皆知。因在那结识了少年闰土,后写进了他的短篇小说《故乡》。但是,鲁迅在13岁那年,因家庭的变故,避难小皋埠“娱园”,知者恐怕不多。

光绪十九年(1893),这年的十月寒秋季节,鲁迅的弟弟,9岁的周作人正坐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塾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没考上秀才),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的时间都任由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

有一天,台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家人“震惊”。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是从大人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鲁迅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鲁迅被寄在大舅父处,周作人寄在小舅父那边……“我因为年纪小,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激刺,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始终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逃难》)

年底,兄弟俩又随大舅父鲁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当台门”。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弄明白,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必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这对于已经13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从此,由于祖父的下狱、父亲的病患,颇受社会的奚落和冷遇,让年幼的他们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鲁迅避难的“当台门”,门前挂过“文魁”和“孝友文章”的匾额,为胡、秦两家共有,这两家是当地的大族,出过三个举人。鲁怡堂的亡妻(鲁迅舅母)秦氏,就是举人秦秋渔的女儿。

秦秋渔,名树銛,前清举人,爱好吟诗作画,擅长画梅花,在绍兴颇有名声。同治初,曾与李慈铭等人组织了一个诗社,取名“皋社”,社员有陶在铭、陶方琦、马赓良等,娱园为其重要活动场所,刊有《娱园诗存》4卷。

因秦秋渔母亲酷爱花草,堂前、屋后,甚至灶间都种着奇花异草。为了迎合母亲的欢心,咸丰七年(1857),他在屋后置地数亩,造了一座花园,取名“娱萱小圃”,简称“娱园”。

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鲁迅与周作人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

鲁迅兄弟俩到小皋埠“娱园”时,秦秋渔早已过世,“当台门”由儿子秦少渔当家。秦少渔,小名“友”,孩子们都叫他“友舅舅”。他抽鸦片烟上瘾,将偌大的家业挥霍殆尽。

  秦少渔也擅长画梅,“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日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周作人《娱园》)

秦少渔爱看小说,书多是一些木刻或石印本,看完后就随便地堆放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里,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鲁迅兄弟俩常在此翻检爱看的小说。秦家的藏书,让幼年鲁迅和周作人大受其益。

“友舅舅喜欢看小说,买了很多小说,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这对于他后来讲授中国小说史,也许可以说是无意之间的一种准备吧。”(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娱园》)。

鲁迅的大舅也终日卧床不起,吸食鸦片烟。鲁迅看见帐子内烟灯一闪一闪地发出火光,才知道他醒着,就隔着帐子叫他一声“大舅父”。

  在避难中,上不了学。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他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受此兴趣影响,鲁迅日后对版画情有独钟,收集了上千幅中外版画,并与年轻的版画作家来往交好。

  后来,鲁迅把描好的画像订成两大本,带回绍兴,以二百文钱卖给了三味书屋的同窗章翔耀。“为要钱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家的生活窘境。

1894年春夏之交,兄弟俩结束了这段将近一年的乡间避难。但这段“避难”生活,对鲁迅今后的“文学人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感受到的世态的炎凉外,乡村大自然的景色、与闰土等“野孩子”嬉戏的生活,以及水乡社戏等民间文艺和绘图的书,都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与性格。他日后从事文学,表现农村的贫困,深刻揭发社会矛盾,以及研究汉画、造像,提倡木刻等,都与此有关;至于批判的眼光,也在少年开始萌芽。而他从家族变故中养成的那种公正、刚强、持之以恒的精神,在他后来身处逆境时的战斗、成为“硬骨头”也不无关系。


来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谢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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