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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书”合一
越文化对鲁迅的内源性影响卓光平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6年08月25日 22:54:33

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地处东南地域的古越文化在融合北方移民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文化转型。具体而言,越文化在发展上经历了由“剑文化”模式向“书文化”模式的转型,这一转型与吴越争霸和晋室南渡两个历史节点有关。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以卧薪尝胆灭吴称霸而成为古越文化迅速崛起的重要标志,由此也确立了古越文化报仇雪耻的“剑文化”特质。而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引发了晋室南渡和北方移民南迁,越地本土文化开始与中原移民文化相互交融,越文化便开始出现由武而文、由刚而柔的重大转变。以东晋时期王羲之的书法作为代表,可以把魏晋以后的越文化称之为“书文化”,它在“剑文化”刚烈的底蕴上又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内涵。正因为越文化具有“剑”与“书”两种基本特质,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呈现出的是“剑文化”与“书文化”的交替互补乃至融合为一。

一、先“剑”后“书”

鲁迅生于越地长于越地,他自幼便受到越地民俗、越地文艺、越地典籍以及越地民间文化的熏陶濡染。从越地“剑文化”衍生出的反抗复仇的独异精神与越地“书文化”衍生出的个性觉醒意识便构成了现代鲁迅生成的内源性因素。

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家道中落的现实境遇中,鲁迅更易于接受越文化中代表反抗和复仇精神的“剑文化”。鲁迅自幼对越国尤其是吴越争霸的历史传说十分熟悉,他在少年时就看过《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越文化典籍,使他对作为古越“剑文化”原型勾践的故事非常熟悉。由于自幼对越地文化中“剑文化”的亲近和喜好,少年鲁迅的身上也表现出一种“尚武”的性格。据周作人回忆,少年鲁迅就有两次“尚武”的举动,一次是惩罚王广思的“矮癞胡”,还有一次则是去打贺家的武秀才。这些打抱不平的举动所显示的“尚武”性格,多少与鲁迅所受越文化中代表复仇、反抗的“剑文化”影响有关。在南京求学时,鲁迅曾给自己取过“戛剑生”的别号。“戛剑生”意为舞剑、击剑之士,鲁迅的这一别号显示了越地“剑文化”对他的影响。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还有收藏刀剑的爱好,而且他曾译写了《斯巴达之魂》,就是想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

当鲁迅接受西方近世人文思潮的洗礼后,便又唤起了他对越文化中代表人之觉醒的“书文化”的自觉发掘。在留日归国后,鲁迅在受西方个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对越文化中以人的觉醒为代表的“书文化”的开掘。在加入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曾有过近十年辑录古籍、整理古碑和抄写佛经的沉默期,他对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越地古籍的整理投入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对魏晋时期越地的人物和文章尤为倾心。魏晋南北朝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走向个性自觉和文学自觉的重要时期,魏晋名士的“任诞” “清谈”正是人的意识的自觉。鲁迅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辑录故乡越地典籍建构了他当年“魂归故书”的“地域文化场”,一方面他得以从越地魏晋名士身上发掘觉醒的个性意识,另一方面他又从魏晋文章中获得文学观念觉醒的启发。

从对越地复仇反抗的胆剑精神的崇尚到对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与文章的钟爱,鲁迅对越文化的接受不仅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的熏陶濡染到自觉地回顾发掘的过程,而且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崇尚“剑文化”到后来的侧重“书文化”的变化。

二、内“剑”外“书”

鲁迅对越文化的汲取,在经历由越地“剑文化”的熏陶濡染向“书文化”有意识开掘的转变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其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这就使得鲁迅在“魂归故书”六年后的新文化运动舞台上,以一位具有斗士精神的作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自幼就深受代表抗争复仇的越地“剑文化”的影响,鲁迅的内心深处不仅存在着一种很深的“剑文化”情结,而且还内化到他的精神人格中。在南京求学时,他曾刻有“戎马书生”和“戛剑生”等别号的印章。这些别号既是鲁迅对自我人生的一种期许,也是青年鲁迅精神人格的一个标签,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越地“剑文化”精神一方面激发了鲁迅特立独行的独异精神,同时也养成了鲁迅坚韧与硬气的文化性格,以致他常常引用王思任“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名言,并不断发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的感兴。

从日本回国后不久,鲁迅便开始了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来辑录古籍。鲁迅指出魏晋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文学的自觉必然源于个人意识的觉醒,他对魏晋文学的喜爱就是源于其中蕴含了觉醒的人性意识。在近十年的“魂归故书”之后,鲁迅带着深深的魏晋情结和越文化情结加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他非常认同嵇康的“师心以遣论”,并一直坚持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认识和思想主张

可以说,鲁迅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决定了他具有战士品质和文人情怀的两面性。他一方面秉承了越地异端人士独立反叛和特立独行的独异精神,成为了五四时期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另一方面又坚持以丰富的文学创作来践行文学革命,充分展现了作为中国新文学之父的文学风采。

三、亦“剑”亦“书”

鲁迅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使得他在创作中表现出亦“剑”亦“书”的文学风格。自魏晋以后,越地“书文化”在“剑文化”刚烈的底蕴上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内涵,这也就使得越地文学一直表现出亦刚亦柔、刚柔相济的文学特色。鲁迅钟情于魏晋名士和他们的文章,他不仅发掘了越地魏晋名士身上个性觉醒的独异精神,也受到魏晋文章风格的影响。

在鲁迅丰富的文学创作中,他的杂文尖刻犀利,散文却任性闲谈,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既是他“时而很峻急”和“时而很随便”在创作风格上的体现,某种意义上也是鲁迅所受越地“剑文化”和“书文化”在其创作中的不同投射。而鲁迅以“表现的深切”著称小说,堪称越地“剑文化”与“书文化”亦“剑”亦“书”相互融合的典范。鲁迅在小说中以深沉冷峻的笔调描绘出那些麻木的灵魂,并进行针砭批判,同时又执拗地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人生进行了不懈的探寻。鲁迅借用文学的方式贴近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他的《呐喊》《彷徨》不仅展现了批判“国民性”和“为人生”的思想启蒙,而且以其深沉冷峻的笔调描绘出社会人生的种种生命状态,通过剖示人物灵魂的深来批判现实。鲁迅这种既饱含深情又深沉冷峻的笔调,使得其小说在风格上异常深刻和隽永,而这其中正是包蕴着越地“剑文化”和“书文化”内在底蕴的。

总之,鲁迅所受越地“剑文化”和“书文化”的影响不仅铸就了他内“剑”外“书”的精神结构,而且还形成了他文学创作既冷峻、精密、尖刻,又温情、舒展、醇厚这样一种刚柔相济、亦“剑”亦“书”的创作风格。而且这种亦“剑”亦“书”的创作风格在鲁迅作品中既有着一分为二的呈现,更有着合二为一的融合,而这也正是鲁迅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张力。


来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卓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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