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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6年08月25日 21:39:26

最近友人给我看了一件挂轴,上有鲁迅手书四句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此偈似曾见过。

原来,199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登载了李思乐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介绍的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饭田吉郎在《从地球的一点开始》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据饭田吉郎介绍,十六字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杀人”写在一张明信片上,寄信人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因为邮戳盖得太乱,不能确定写的时间。另外,在明信片的正面还有手书“应需回信”四字。

这次看到的鲁迅手书佛偈(有署名,24×20cm)装裱成挂轴,而非饭田文中描述的明信片。友人推测,可能是珍藏者或他人将明信片背面揭裱制成了挂轴。这样一来,饭田文中提到的明信片的“正面”就另藏他处或被丢弃了。这其实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清水先生不会如此损毁原件。而且,挂轴手迹的尺寸比常见的明信片大得多,如果邮寄,须有一个信封,而非明信片。

因此,我推测这可能是另外一件鲁迅手迹。

挂轴装在一个雅致的小木盒里,盒盖内侧有清水安三亲笔题识:“朝花夕拾,安三 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1917年作为天主教神甫被派到中国传教,1920年在北京朝阳门外创立崇贞女子学园(曾名朝阳中学,今名陈经纶中学),后曾在天桥附近创办救济院爱邻馆。他在北京期间,担任过日文《北京周报》记者,写了大量介绍中国社会现状的报道。他与鲁迅兄弟相识,曾到北京西城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宅访问。鲁迅和周作人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水安三来访的记载。清水后来写了多篇文章介绍他与鲁迅的交往,用“交往甚密”来形容,并自认为是“最初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日本人。清水安三1946年回日本,创立了樱美林学园,1988年去世。他为鲁迅手迹挂轴写题记是在他77岁的1968年。

清水安三逝世五年后,饭田吉郎写了上述文章。对于这篇文章,中国研究者在介绍时已经指出一些讹误之处。例如,文中说清水安三逝世于1964年。假如不是笔误或印刷错误,可以说明饭田与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其对明信片的知识可能得之于他人转述。笔者这次也看到挂轴与饭田介绍的明信片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挂轴上写作“放下佛经”。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根据饭田的文章收录四句佛偈(第三句正是“放下佛教”),命名为《题寄清水安三》,写作时间定为1923年,似无确切证据。严格地说,饭田的文章没有配发明信片图像,不足采信。

如果这个挂轴是真迹,那么以后新版的《鲁迅全集》可以将此偈中的“佛教”改为“佛经”了。当然,挂轴也不能成为否定明信片存在的证据,我们仍期待明信片的出现。

有一点是明了的:饭田或向他介绍明信片的人并没有见过挂轴上这幅手迹。如果他们见到了挂轴,就不会将“佛经”写作“佛教”,也不会不介绍木盒盖内侧清水安三的题识。

不妨做这样的推测,鲁迅曾寄给清水安三写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应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另写一幅字体较大者的请求。鲁迅满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写成“佛经”。

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的日本文化界人士中,清水安三是一个重要人物。清水回忆说:“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1921年和1923年的鲁迅日记记载多次与清水的交往,如1923年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清水说,鲁迅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写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作了修改,并劝说清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鲁迅批评日本人的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鲁迅定居上海后,清水介绍日本人给鲁迅,其中包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

鲁迅手书佛偈的前两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人所习见,语出《续传灯录》卷第二十八《大鉴下第十六世昭觉圆悟克勤禅师法嗣》:“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儿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过为善之速也。”但鲁迅笔锋翻转写下“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却很具批判性和讽刺性,带有鲁迅一贯的思想深刻、言辞犀利的特点。

假如这幅手迹是真迹的话,我推测可能写于1931年前后。这一年鲁迅、内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多次见面。有一天,鲁迅到住处附近的内山书店谈天。谈话间,内山完造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国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在要职,大权在握,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匿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觉得这番话说得好,第二天据以写成《赠邬其山》(邬其山为内山完造中文名)一诗:“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如果将这首诗浓缩一下,特别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鲁迅手书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鲁迅厌恶社会上那些无特操者。上海时期,他的杂文中此类批评文字不少。例如他曾讽刺戴季陶说:“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籍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在另一篇杂文《归厚》中,他指出中国官场怪状说:“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鲁迅虽不信教,但对于信仰坚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怀敬佩,常致赞辞,无论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对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为他们日常笃信力行,不是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无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五年级时读到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和尚的事迹,遂立志到中国传教,以回报鉴真和尚历尽磨难为日本带来佛教的恩德。他热爱中国,真心关切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尽力帮助普通民众摆脱苦难生活。

清水充分认识到鲁迅的价值,赞扬鲁迅“痛苦地诅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 “将中国的旧习惯和风俗加以咒骂”的思想和文风。他喜欢鲁迅这一半抄录一半发挥的四句佛偈,请鲁迅书写,装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

(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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