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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国抗战版画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6年03月25日 17:17:48

中国新兴版画是在鲁迅的倡导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中达到成熟,其丰富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一年8月鲁迅在上海举办木刻讲习会,被视为中国现代新兴版画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当天,江丰、陈铁耕等就用油印机印刷抗日内容的小画报和木刻传单,张贴街头。在随后的“一二八”战争中,中国军队在上海有力地阻击了日军,木刻工作者也同样积极参加战争动员活动。19377月,日本军队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危亡时刻,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与侵略者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搏斗,最终取得胜利。鲁迅虽然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但他的影响——至少通过版画运动——贯穿抗日战争全过程。

【木刻讲习班合影】

鲁迅一生的最后几年,自费印行或为图书公司编选了近10部国外优秀版画家作品。他还举办展览,向中国艺术界和民众介绍外国优秀版画,特别希望艺术青年多接触外国版画原作,从中得到启发。193010月,鲁迅联合几位友人,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家日本店楼上开办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版画展览会——“世界版画展览会”。此后,他参与举办多个外国版画展览。

鲁迅信奉现实主义,主张“为社会而艺术”,是他提倡版画特别是木刻的原因之一。在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撰写的序目中,他赞赏珂勒惠支“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珂勒惠支关注德国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平民的生活,中国艺术家当能从中获得共鸣,因为她所刻画的场景正可移作中国人民现实处境的写照。

在木刻讲习会上,鲁迅让学员们观摩珂勒惠支刻画的战争场面,并透露给他们这样的信息:他曾委托朋友写信给珂勒惠支,请其刻画太平军的战斗场面。珂勒惠支收到了信,但表示自己不熟悉中国的历史,没有应命。鲁迅在课堂上展示的这位德国版画家的《农民战争》等作品,成为中国木刻工作者的范本,抗战时期一些刻画战斗场面的作品分明就有珂勒惠支影响的痕迹。

【反抗】

193564日,鲁迅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的序言中预言道:木刻“有更光明、更伟大的事业在它的前面”,并期待自己培养的木刻“前哨”,引来“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鲁迅为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培育了一批版画艺术人才,很多深受鲁迅影响的木刻青年成为抗战版画的骨干。江丰、陈铁耕、黄山定是木刻讲习班学员;胡一川、陈烟桥是“一八艺社”成员;力群、曹白、叶洛是木铃木刻研究会的中坚;张望、金逢孙来自MK木刻研究会;刘岘、黄新波来自无名木刻社;段干青、金肇野是平津木刻研究会领军人物;李桦、赖少其、唐英伟、张影、刘仑、胡其藻等均为广州现代版画会的主将;罗清桢和张慧活跃在广东梅州地区,也曾得到鲁迅指导;野夫、温涛、沃渣、郭牧等是上海铁马版画社的成员。1938101日,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发起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该院创立缘起说:“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在目前已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学校以“鲁迅”命名,是“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艺术文学院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美术系由木刻家沃渣任主任,教员有江丰、沃渣、胡一川、张望、马达、力群、刘岘、陈铁耕、黄山定、叶洛等。

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战时期的版画作品中有那么多鲁迅形象的原因。

【鲁迅思想与民族革命战争】

在抗战期间,每逢鲁迅逝世纪念日都要举行木刻展览。王琦在《从一帧鲁迅先生木刻像想起的—全国木展小感》(194310月重庆《新蜀报》)一文中提到,一次全国木刻展览,“一帧四色套版的鲁迅先生木刻像,挂在一间屋子的正中,黄的头发、蓝的衣服,容貌是那么和悦的,我在这帧像前看得呆住了。我仔细注视着先生的面貌,我觉得和八年前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四楼上第一次苏联版画展览会场里看见他和几个木刻工作者谈话时的神情没有什么两样,所可惜的是今天在空前扩大的一次全国木展会中,先生竟不能亲临会场,谆谆给我们指导和帮助了。”抗战期间,大部分木刻家能够忠诚而严肃地工作,恪守鲁迅“绝不马虎下刀”的信条,创造出精细周到的作品。

【鲁迅抱病参观木刻展与青年谈话】

抗战胜利后,木刻协会总结成就,举办展览,编辑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集》,书名集鲁迅手迹,在扉页上用红色字体庄重地印上“仅以此书纪念木刻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

当然,抗战木刻中也出现一些低劣的作品。内容上平庸无聊,形式粗糙,不讲究刀法、构图。鲁迅生前曾对只从理论出发,仿佛只有工人农民才能做绘画的题材,只有革命战斗才是爱国的观念进行了反拨。他不满普罗美术画工人“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说:“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他晚年在国防文学的喧闹声中,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主张顾及全面的真实:“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吃西瓜时,也不必就一心想着中国土地像西瓜一样被割碎。战士要好好休息,如果整天哭丧着脸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还抗什么敌。他总结道:“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一理念在整个抗战美术活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群的《这也是战士的生活》,画面上一位战士在战斗之余聚精会神地读书;雕塑家潘鹤制作的小战士抱着枪睡着了的作品,成为抗战美术的精品,都形象地阐释了鲁迅的理念。木刻工作者时时以鲁迅的话自励自警:“木刻艺术已得到客观的支持,但就在这时要严防它的坠落和衰退,严防蛆虫”。他们牢记使命,不断纠偏,使木刻艺术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鲁迅的艺术理念不片面也不偏激。他主张中国艺术界既“绍介欧美的新作”,也“复印中国的古刻”,他称二者为中国新木刻的羽翼。他为中国新兴版画指明了发展方向:“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鲁迅重视古典版画传统和民间木刻资源的思想也得到他的学生们认真的学习和实践。193524日鲁迅曾写信给版画家李桦道:“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木刻工作者,深入民众,吸收民间文艺的优长,创作出富有民族气味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被称为“延安画派”。他们努力扬弃欧化倾向,代之以民族和民间的线画造型,使木刻艺术独具陕北的地域特色,风格明朗、纯朴、清新。特别是古元,作品以阳刻为主,构图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

河南籍版画家刘岘曾寄给鲁迅一些开封地区的年画,鲁迅回信说:“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也帖在厨门上墙壁上,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其方法。”抗战期间,木刻工作者对民间艺术加以改造,创作出广大民众喜爱的作品。1939年春节,赖少其刻的《抗战门神》由西南行营政治部在全桂林城及近郊张贴起来,是对木刻民族化、大众化的一种尝试,很受好评。延安鲁艺的江丰、沃渣自刻自印套色新年画《春牛图》和《保家卫国》,由鲁艺春节宣传队分送农村张贴。

鲁迅是中国抗战版画的精神导师和力量源泉。

(作者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来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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