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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辛亥革命的旁观者吗?
鲁迅文化基金会 2015年01月20日 10:56:00

1911年的绍兴

读到两篇谈“鲁迅与辛亥革命”的文章,一篇为《旁观者鲁迅》,其文说:“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能算是个旁观者。”并认为李泽厚先生说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不是“笔误”,便是“少察”。后一篇为《鲁迅的盲点》,作者认为,鲁迅对辛亥革命确立国家政治生活中“主权在民”原则、法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两篇文章之内在联系,是“‘旁观者’的身份……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评价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对其中的艰难、曲折无切肤之痛”。文章有板有眼,论之有据,得出的结论我却不敢苟同。

在《旁观者鲁迅》中,作者丁先生说了三件事。一件是鲁迅曾经拒绝来自光复会的要他去刺杀某清廷大员的命令,鲁迅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要是被抓住,砍头了,剩下我的母亲,谁来负责赡养她呢?”这个资料我也见过,与丁先生引用的略有出入。这是鲁迅晚年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的,说革命党人曾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可见不是“拒绝”。另一件事就是反对“取谛规则”的风潮。因为“取谛规则”,秋瑾号召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以示抗议,鲁迅、许寿裳等却反对这样做。作者认为,从理智上说,鲁迅、许寿裳他们是对的,但“让激情溃决理性的堤坝,有时甚至是革命所必须”。所以,秋瑾其时即宣判鲁迅、许寿裳们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抛在桌子上以示威胁。这个资料来自周作人的回忆,也与丁先生所说的有些出入。按周作人回忆,秋瑾将一把小刀插在桌上说,“如果回国投降满虏,卖国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并非是用来“威胁”或“宣判鲁迅、许寿裳们死刑”的。第三件事是“迄今并无资料证明鲁迅确曾正式加入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但据我所知,同为光复会会员的许寿裳在《鲁迅先生年谱》中写着,1908年,鲁迅“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

有一部《鲁迅传》在写到此类事时说,当时的鲁迅与秋瑾等革命党人在革命问题上有“某种分歧”,我以为,仅看到“某种分歧”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鲁迅与他们在革命问题上的“某种差距”——鲁迅不是职业革命家,他到日本是去读书的。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鲁迅不赞成暗杀,这可以说是“某种分歧”。假如革命党人要求鲁迅去做的是一件十分必要却同样有生命危险的事,当时的鲁迅会不会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呢?我以为很可能是秋瑾等革命党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更不要说丢下母亲或丢下儿女了。从这个角度说,《旁观者鲁迅》作者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

然而,仅从上述资料得出鲁迅是“旁观者”的结论,却未免有些草率。其一,革命党人决不可能让一个“旁观者”参加他们的会议,讨论与革命有关的事宜,更不可能给一个“旁观者”下达“暗杀”任务。其二,鲁迅与革命党人的“某种差距”并非凝固不变,1907年,秋瑾、徐锡麟以及陈伯平、马宗汉等烈士的血就极大地激发了鲁迅的革命热情,“开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时,积极“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的人中,就有鲁迅。其三,革命并非只意味着“暗杀”,“参加”也有不同的方式。不然,大概连蔡元培、章太炎都被排斥在“参加者”之外了。何况鲁迅在日本时就与陶成章、许寿裳等人一起组建浙江同乡会,出版《浙江潮》杂志,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座,甚至受陶成章之托,秘密收藏部分会党的文件,在武昌起义后,依然在为绍兴的光复奔波,包括支持反清文学团体“越社”请王金发来绍兴取代那些“咸与维新”的变色龙主政的主张,并亲自带着学生队伍去五云门外欢迎王金发的革命军。

鲁迅之于辛亥革命,是同情、支持,且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的,如果此说还算客观公允,那么《旁观者鲁迅》的作者说“鲁迅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评价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对其中的艰难、曲折无切肤之痛”就失去了立论的前提。至于《鲁迅的盲点》一文所说,我以为作者不妨去看看鲁迅的《〈越铎〉出世辞》,那边不仅有鲁迅对于辛亥革命在这个方面的历史功绩,包括孙中山先生所说“三大自由”,即“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满腔热情的歌颂,也有对于“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的公民权利的清醒意识。至于此后很少说到民主却常常说到专制,却是怪不得鲁迅的。不是鲁迅不喜欢称颂民主,而是少有真正的民主,却多有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并且也相当血腥。


来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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